东方三大圣人都是谁？

　　西方学者评出“东方三大圣人”，第一是道圣老子，第二是德圣孔子，第三是智圣六祖惠能，正好代表了中国三教：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，以禅宗六祖惠能为代表的中国佛教。

　　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，又称不列颠图书馆，是英国的国家图书馆，享誉世界，为世间藏书的权威地之一。该图书馆广场树立有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，是全球闻名的。这世界十大思想家中，有三人来自东方（亚洲）：老子、孔子、惠能，他们就是西方人眼中的“东方三圣”。正是这儒释道三圣塑造了中国文化。

　　本名东方三大圣人别名东方三圣民族族群华夏族主要作品《道德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六祖坛经》字号老子姓李名耳相关人物老子、孔子、六祖惠能

　　老子（生于公元前571年~卒于？）春秋末期思想家、哲学家，道家的创始人。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：“大圣祖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”。誉有东方三大圣人之首，《纽约时报》评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。孔子曾数次向老子问礼、求道。自古有“老子天下第一”之称。

　　道家的核心是“命”，既是生命的“命”，也是修炼的“命”——是意义完整的、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，有这样的“命”或人生，你这个人才算是活得有价值，你要修一个好的人生、快乐的人生、健康的人生，那才过得有价值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虽然只有五千言，但是他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。《道德经》的每一句话都是“蜂王浆”。老子可能三五个字就够我们用一辈子。现在大家引用最多的“大智若愚”，其实还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观点，其最核心的是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知其白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复归于无极”之类，就是我们常说的“知雄守雌”、“知白守黑”和“大朴不雕”，这既是老子“无为”的政治主张，也是老子对于个人修养的治学主张。

　　春秋时期，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。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，形成了“无为无不为”的道德理论，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。

　　道家以“道”为核心，认为天道无为、主张道法自然，提出无为而治、以雌守雄、以柔克刚、刚柔并济等政治、军事策略，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，是“诸子百家”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，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，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大量的中外学者开始注意到与吸取道家的积极思想，故学者说：“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。是国民思想的中心，大有‘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’的气概。”

　　道家的起源，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，春秋时期，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，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，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。标志这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。从此成为古往今来治国治家的至尊宝术。以老子、文子、列子、庄子、管子等为主要代表，主张“无为、璞朴、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”等等。尤其重要的是，道家虽有经典著作，可思想并不圈囿（quānyòu）于著作之中。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总结、发展、著典籍为主要路径，每一次思想的跳跃都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众人积累，这也再一次的凸显了道家的生命力。道家人物既可入世建功；亦可飘然而去，在历史长河中每当灾世来临之时，道家人物以一身浩然道气挑战灾难乱源，诛邪卫道，拨乱反正，也因此激荡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传奇篇章。

　　道因应无方，惟变所适。史公司马谈在《论六家旨要》所论。道家“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”、“虚无为本，因循为用”，“无成执，无常形”、“因时为业”、“时变是守”。故太史公突出强调‘变’。这得益于道家所具有的职业优势和深厚的知识背景。道家出自史官，在古代，史官的职责主要为观察星象、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档案，掌管着华夏部落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所有官方所拥有的珍贵典籍，故其为通晓当时一切知识部门的伟大学者。在此意义上，道家可称之为中国古代的婆罗门。

　　以上参考资料

　　老子的思想

　　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。

　　老子曰：大功告成，诸事办妥，老百姓都认为我本来就是这样自自然然的。也就是说，完成功业的过程没有受他人强制的感觉，是人们的本性使然。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；有被习惯左右行为的本性；有依靠共通的文化习俗求生存的本性；有创新，适时改变自己的习惯和习俗以适应外界环境的本性。顺着这些本性去完成功业，人们会觉得原本就如此，很顺当，不会有牵强和被强迫的感觉和不满。完成功业也就自然而然。这也就是人性化管理能够事半功倍的根据。

　　圣人之道为而不争。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

　　老子曰：领导者的行事原则是做而不争夺。正因为不争夺所以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无法与之争夺。正如老子所言：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“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”商场之高手，也为而不争。不争者之所以反而得胜，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人之本性，利人而无害于人，善得人之助，故能不争而胜。

　　知止可以不殆。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。

　　老子曰：知道适时终止可以不陷入危险的境地。因为没有达到满盈的程度，所以能够在事物趋于破旧的时候浴火重生。老子认为“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”事物发展壮大而达到满盈的程度，就必然逐渐走向衰老死亡，就是说它渐渐不再近于道了，不近于道就会早衰亡。因此领导者不应当过分追求壮大，使事物趋于满盈而过早走向死亡。反而应当注意发展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，保持不至于过早满盈的程度，因而能够从容创新，使事物在破旧死亡之前能够浴火重生，脱胎换骨而处于有足够发展空间的新状态，因而能够继续发展。

　　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

　　老子曰：知人的人具有睿智，自知的人算是聪明。能胜人的称得上是有力量，能自胜的人才算得上是强大。因此吕氏春秋先己篇曰：“故胜人者，必先自胜，欲知人者，必先自知”。自知篇曰：“存亡安危，勿求于外，务在自知。……败莫大于不自知。”一个管理者如果缺乏自知之明，自胜之功力，就很难知人善任而进行有效的管理。

　　无为而无不为。

　　老子曰：不违反规律妄为，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好的。老子还说：“取天下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”也就是说管理者治理企业，不可以违反规律妄为滋事，如果管理者经常大胆妄为，不断滋事以彰显自己的权势，企业就难以治理。老子总结说“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”管理者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,不恣意妄为，要实事求是地寻求现实可行的道路，才能“无不治”。

　　老子还强调：“上士闻道勤而行之”。把握了规律就用以指导实践，而不是用于空谈。

　　老子认为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“无为”的最终要求的是遵循自然规律办事，也就是所谓的“顺其自然”、“因势利导”。

　　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

　　老子曰：话说多了，就会一再遇到无言与对的尴尬，倒不如信守中道而寻找中的的办法。也因此老子说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天地并无所谓“仁爱”，而是把万物都当作祭祀用的祭品那样用完即扔，莫不相关，任其自然。圣人也无所谓“仁爱”，而把百姓都当作祭祀用的祭品那样用完即扔，莫不相关，任他顺从于道自然发展。认为“希言自然”，少说空话是本应如此的事。重要的是“从事于道者，同于道”，能够得当地把握住中正之道，“允执其中”，顺从于道，才能成大事。所以认为以其多说空话而一再穷尽困窘，还不如信守切中于道的原则而能够真正办实事。

　　治人事天莫若啬。

　　老子曰：管理治理众人并有事于天地，最好的办法莫如农耕那样。也就是说应当顺着作物生长的规律，不要强制它，顺从它发展的需要而照顾它、灌溉它、扶助它，这样作物必然成长得很好，能够获得丰收。因此，管理者带领众人去完成事业，同样也要遵循这个原则，才能够获得丰硕的成果。

　　治大国若烹小鲜。

　　老子曰：治理大的国家就好像煎小鱼那样。也就是说领导者不可乱加干扰，要按照火候来照料，绝不可以还不到时候就乱翻乱搅，把小鱼都搅糊了。领导者治理一个组织，也必须像煎小鱼那样谨慎从事，绝不可不到时机就胡搅乱作把事情搞糟。

　　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

　　老子曰：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老子还认为：“我无为而民自化。我好静而民自正。我无事而民自富。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是以无为遵道为正，以智谋为奇。“归根曰静”，回归到遵道之正，“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定”。遵道是成大事的根本，奇谋只是辅助性的手段。

　　善用人者为之下。

　　老子曰：善于用人的领导人处于低位势。也就是说，凡事只考虑自己的私利，不尊重他人，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，就处于“位势高”境地；反之，遇事能先顾及他人，尊重他人，与他人相处融洽的人，则处于“位势低”境地。位势低者如山之谷，水必往低处流，于是众人从之，可谓势在必然。

　　孔子

　　孔子（公元前551年9月28日―公元前479年4月11日）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（今山东曲阜）；祖籍宋国夏邑（今河南商丘夏邑）。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、政治家。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，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

　　孔子曾受业于老子，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，晚年修订六经，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相传他有弟子三千，其中七十二贤人。孔子去世后，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，整理编成儒家经典《论语》。

　　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“天纵之圣”、“天之木铎”，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，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、至圣、至圣先师、万世师表。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，孔子被列为“世界十大文化名人”之首。

　　孔子的思想

　　道德思想

　　孔子建构了完整的“德道”思想体系：在个体层面主张“仁、礼”之德性与德行。[3]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（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”）为基础，以立人极（“三极之道”）为旨归，以人道与天道、地道相会通，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。

　　孔子的仁说，体现了人道精神，孔子的礼说，则体现了礼制精神，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。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，对于任何社会，任何时代，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，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。

　　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“大同”，在大同的世界里，天下的人，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，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，而是相互敬爱，爱天下所有的人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，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，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，女人有满意的归宿。天下没有欺诈，没有盗贼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人人讲信修睦，选贤举能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

　　政治思想

　　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“礼”与“仁”，在治国的方略上，他主张“为政以德”，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。这种治国方略也叫“德治”或“礼治”。这种方略把德、礼施之于民，严格了等级制，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。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。

　　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，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，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，出现了“王道哀，礼义废，政权失，家殊俗”的社会现实，“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”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。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，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。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，“仁”与“礼”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。

　　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“天下为公”的大同社会。“大同”社会的基本特点是：大道畅行，“天下为公”，因而能“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，“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，阴谋欺诈不兴，盗窃祸乱不起，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，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。“小康”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。“小康”社会的基本特点是：大道隐没，“天下为家”，“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货力为己”，与这种贫富不均、贵贱不等相适应，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、伦理道德，“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妇”，“以立田里，以贤勇知”，相应地还要设“城郭沟池以为固”，由是，“谋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”。这种社会显然没有“大同”世界那样完美，但有正常秩序，有礼、仁、信、义，所以称为小康。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“私有制”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“盛世”，是近期奋斗目标。

　　孔子的“大同”社会、“小康”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。后来不同历史时期，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，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、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，洪秀全、康有为、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。

　　经济思想

　　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、“见利思义”的义利观与“富民”思想。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，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。

　　孔子所谓“义”，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，“利”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。在“义”、“利”两者的关系上，孔子把“义”摆在首要地位。他说：“见利思义”。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，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“义”。他认为“义然后取”，即只有符合“义”，然后才能获取。孔子甚至在《论语·子罕》中主张“罕言利”，即要少说“利”，但并非不要“利”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记载，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，就如同浮云一样，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。孔子还认为，对待“义”与“利”的态度，可以区别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。有道德的“君子”，容易懂得“义”的重要性，而缺乏道德修养的“小人”，则只知道“利”而不知道“义”。这就是孔子在《论语·里仁》中说的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。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“义”，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。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《论语》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，骂他是“小人”，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，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。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。

　　教育思想

　　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，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（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）。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，人人都应该受教育。他提倡“有教无类”，创办私学，广招学生，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，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，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。他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学习了还有余力，就去做官。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，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，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（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）。

　　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“有教无类”、“经邦济世”的教育观，“因材施教”、“启发式”的方法论、注重童蒙、启蒙教育。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，要谦虚好学、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，以便“温故而知新”、新知识引申拓宽、深入，“举一而反三”。

　　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“礼”和“仁”。其中“礼”为道德规范，“仁”为最高道德准则。“礼”是“仁”的形式，“仁”是“礼”的内容，有了“仁”的精神，“礼”才真正充实。在道德修养方面，他提出树立志向、克己、践履躬行、内省、勇于改过等方法。“学而知之”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。在主张不耻下问、虚心好学的同时，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（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），同时还必须“学以致用”，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。

　　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。他说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”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，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，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。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，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，在此基础上，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，培养出了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。孔子热爱教育事业，毕生从事教育活动。他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不仅言教，更重身教，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。他爱护学生，学生也很尊敬他，师生关系非常融洽。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。

　　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，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，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。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，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。比如鲁宣公十五年（西元公元前594年）实行“初税亩”，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，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；但是据《左传》说，孔子修《春秋》时记载“初税亩”，目的是批评其“非礼也”。而民众不富足，国君没有富足的。在《论语·尧曰》中还记载，孔子主张“因民之利而利之”，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。另一方面，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，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。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，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，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，要注意节俭。他说：“奢则不逊，俭则固。与其不逊也，宁固。”同时，还主张“节用而爱人”。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“仁”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。

　　美学思想

　　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“美”和“善”的统一，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。孔子提倡“诗教”，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，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，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。并且孔子认为，一个完人，应该在诗、礼、乐修身成性。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。

　　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“美在其中”、“见仁见智”等著名美学命题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童子问易》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——阳刚、阴柔之美；生命之美；自由之美；中和之美。认为“阴阳之美、生命之美、自由之美、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”。

　　史学思想

　　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“直”，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，不但要重视根据，而且要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(《为政》)，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，说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悾悾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，”(《泰伯》)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，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。

　　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，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。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“损益”，他说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”(《为政》)，周代正是在总结夏、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。历史不是倒退，而是后来居上，是前进发展着的。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，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。

　　六祖惠能

　　简介

　　六祖惠能（生于公元638年～卒于公元713年）被尊为禅宗六祖的曹溪惠能大师，对中国佛教以及禅宗的弘化具有深刻和坚实的意义。惠能得到五祖弘忍传授衣钵，继承了东山法脉并建立了南宗，弘扬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的顿教法门。他弘化于岭南，对边区以及海外文化，也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影响，王维《惠能禅师碑铭》谓其：“实助皇王之化”；同时也引起了中原皇室的尊重和供养，皇室屡次迎请惠能进宫，并为其建寺造塔。在滑台大云寺的无遮大会之后，通过对南北是非的辩论，奠定了曹溪禅在禅宗的地位。在惠能入灭一百年后，禅者已非曹溪不足以谈禅。柳宗元撰《赐谥大鉴禅师碑》说：“凡言禅，皆本曹溪。”[9]、武宗灭法之后，曹溪禅即位居中国佛教的主流地位。

　　惠能的思想

　　见性成佛

　　《坛经》的主体──大梵寺说法，是“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授无相戒”。“说摩诃般若波罗蜜”首先揭示“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”。于是立“定慧不二”；“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，无念为宗”；“说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顿悟见性”。这是依经说的“般若”，“定慧”，“三昧”等发明见性。开示本性“念念不住”，修“于自念上离境，不于法上念生”的无念法门。“授无相戒”部分直示众生身心中，自性佛，自性三宝，自性忏，自性自度等。佛不在外求的意趣格外明显。而答疑的“功德在法身”和“净土在自心”也与此相契合。这二部分，《坛经》（炖煌本）以“自性”为主题而贯彻一切，直显自性，见性成佛。

　　惠能“说摩诃般若波罗蜜”继承了道信以来的禅门，是“不念佛，不看心，不看净”的一流。惠能在东山传统“即心是佛”的基石上树立起“见性成佛”的禅，这融合了南方盛行的《大般涅槃经》的佛性说。《涅槃经》的“佛性”是“如来藏”的别名。如来藏，我，佛性，不但是小乘，菩萨也不容易明见，如《大般涅槃经》说：“菩萨虽具足行诸波罗蜜，乃至十住，犹未能见佛性。如来既说，即便少见”。能究竟明见的是佛，也如《大般涅槃经》所说：“诸佛世尊，定慧等故，明见佛性，了了无碍”。

　　惟有佛能了了见佛性，明见佛性就是佛，所以梁代僧亮说“见性成佛”。印顺法师认为，这里体现了“定慧等”与“见性成佛”的关系，同时也找到《坛经》“定慧不二”，“见性成佛”的来源。而曹溪惠能融合了《大般涅槃经》的“佛性”──“见性成佛”，与达摩的“真性”禅和道信的“念佛心是佛”相比较，内涵更广大了，而实质还是一脉相传的如来藏说。不过曹溪禅融合了“佛性”（即是“我”），更通俗简易，更适合多数人心，更富于“真我”的特色。[10]

　　直指心传

　　曹溪的禅风不只是“见性成佛”，而且是“直指心传”。东山门下的禅是有层次的。一般是“念佛名，令净心”，如学者有所领会则“密来自呈，当理与法”。授与的法不被局外人所知，这是“密以方便开发”的“密意”、“密印”。惠能不用念佛、净心等方便，而“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受无相戒”，直捷了当指出“众生本性念念不住”；“性起念，虽即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而常自在”，要学者直从自己身心去悟入自性──“见性”。虽还是言说，而到达了言说的边缘。这将东山门下的密授公开了。惠能“直指”、“直示”；弟子“直了”、“直入”。凭惠能自身的深彻悟入和善识根机，要学者直下去顿见真如本性，禅风焕然一新。

　　到这里，达摩禅经历二度的发展：达摩传来的如来藏禅，本是少数人的修学，“领宗得意”不容易多得。道信与弘忍在“一行三昧”的融合下，念佛，长坐，使门庭广大起来，引入甚深法门。但东山的“法门大启”，不免流于“看心，看净，不动，不起”的方便。曹溪惠能不用“念佛”、“看心”等方便，直示“本有菩提般若之智”，以“无念为宗”，要人从自己身心去“见性成佛”；将楞伽如来藏禅的核心，在普遍化的基础上，不拘于方便，而直捷简易的弘阐起来，这就是《坛经》所说的“大乘顿教”。

　　之后，《坛经》经过了神会门下和洪州门下的添糅，洪州门下从见闻觉知、动静语默中去悟入；神会门下从现前心念，以“无念”而悟入。而这“直显心性”的曹溪禅并不是新起的，却是东山门下所传的：教外别有宗──不立文字，顿入法界，以心传心的达摩禅。原始的如来藏说，从达摩到曹溪门下，更加的公开、简易、直捷。人人有佛性，见性成佛；也就是人人有我，见我得解脱。这对一般人来说，因其简易、直捷不过，容易为人所接受、体验。所以“凡言禅者皆本曹溪”。